PMI所定义的项目管理知识体系将整个项目管理分为42个过程，这些过程可以归入五大过程组（也称“阶段”），或归入项目管理涉及到的九大知识领域。五大过程组通常包括：

　　项目启动阶段（Project Initiating）

　　这一阶段的任务是确定一个项目或一个阶段可以开始，并要求着手施行。主要工作包括：收集数据、识别需求、建立目标、进行可行性研究、确定利益相关者、评价风险等级、制定策略、确定项目小组、估计所需资源等。此阶段的工作在时间跨度上通常占整个项目的5%，比重虽然不大，但却Zui为重要。

　　项目计划阶段（Project Planning）

　　这一阶段的任务是制定计划并编制可操作的进度安排，确保实现项目既定目标，在时间跨度上通常占整个项目的20%。主要工作包括：任命关键人员、制定项目计划（包括质量标准、资源、预算、现金流、进度表、工作分解结构WBS等）、评估项目风险。

　　项目执行阶段（Project Executing）

　　这一阶段的任务是协调人力资源及其他资源，执行计划。在时间跨度上由于和项目监控阶段交叠，因此不宜绝i对区分，通常所需时间占整个项目的60%。主要工作包括：实施项目计划、报告项目进度、进行信息交流、激励小组成员以及采购等。

　　项目监控阶段

　　这一阶段的任务是监督和检测过程，必要时采取一些修正措施，确保项目达到目标，主要工作是对项目范围、项目进度、项目成本以及项目质量进行有效的监控和调整，并力求在其间达到Zuii佳平衡。

　　项目收尾阶段（Project Closing）

　　这一阶段的任务是取得项目或阶段的正式认可并且有序地结束该项目或阶段，从时间上而言，通常占整个项目的5%。主要工作包括交付项目产品、评价项目表现、项目文件归档及总结项目经验教训等。

改变中译外和外译中的“逆差”局面，关键还是要深化对外开放。如果增加中国护i照的含金量，并按对等原则，让其他国家人容易进入中国，双方来去便利，交流频繁，则文化走出去水到渠成，不用助推。与此同时，也可考虑如下策略：

　　第i一，欲求送出去，必先请进来。应吸引更多外国人加入中国文学的翻译。现在在中国学习、工作且精通汉语的外国人比过去多了很多。他们常作为“白面孔”、“黑面孔”，上电视参加各种节目，成为娱乐对象，这是很可惜的。不如增加拨款渠道和基i金，让他们来参与对外翻译工作。比如爱尔兰文学基1金会，就主动设立基i金，请人翻译爱尔兰文学作品。这是可以借鉴的。

　　第二，以民间交流为主体。记得 2009年举办的法兰克福书展，中国是主宾国，专门有“版权服务站”；书展上也签下了多笔版权订单。政府也批准了中国学术名著、中国文学名著、大中华文库等出版系列工程。不知在其他地方成效几何，仅从美国看，从网下到网上，中国经典还是冷门偏门。学界对中国文献的经典，也多沿袭前人定位。说典籍必谈诸子百家和儒佛道。但“有心栽花花不开，无意插柳柳成行。”一些我们认定为好的东西，他人出于种种考虑，漠视甚至排斥。 再者，《论语》、《道德经》这些经典，已经有了很多现成的译本，不必再三炒冷饭。而刘慈欣这些科幻作家，经过民间渠道，在国外反成了气候。他的《三体》译本，连奥巴马都买来看。这样的传播，是民间自发开展的，不假官i方助推之力。

　　第三，拓展对于价值的认知。这些年我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在中国被奉为学贯中西的大家，如陈寅恪、辜鸿铭，在国外几乎没有多少人知道。而国外熟知的中国人，如晏阳初，则中国罕有人知。如果我们拓展对于“价值”的认知，为什么不在译介中，“助推”已经可能被外国人接受的晏阳初们的著作？

　　第四，增加中外合作。如果没有足够的人才，从事中译外的工作，中外合作也是好办法。例如中国古代文献，不要说外国人，就是我们自己有时候也难看懂。如属中外专家合作，则会产生不同可能。需要警惕的是，文字工作过程漫长，合作的话，也需默契。多少年来，也只有杨宪益戴乃迭这种夫妻搭配比较成功。政府能做的，是增加些中外协作，在协作的流程和质量控制上做些文章。如果真认为某作品重要，可以组建团队来翻，让有的人从事中文翻译，有的人负责外文润色，有的人负责回译以验证译文准确性。一些宗教典籍，如《圣经》翻译是通过团队协作方式完成，所产生的和合本译本至今仍被使用。好的团队协作合流程再造，能够解决人才不足的问题。

　　第五，尝试共享翻译。过去的翻译，个人英雄主义流行。一旦某个人的翻译被发现有瑕疵，则可能连人带书被通盘否定。水烧到90度，被倒掉重烧。再有人烧到80度，又被倒掉，如此反复。倘若能够实现模式上的突破。假如能像软件开发那样，让后面的人修改前人错误，增加“补丁”，升级版本，陆续认可所有参与者的功劳，则不废前人努力，有益于逐步改进，功莫大焉。一些网友，如“译言”曾有过合作翻译的尝试，大概是因为缺乏资助，没有大规模拓展开。在这个有共享单车的时代，共享翻译，还是可以继续尝试的。

　　中国文化传向全世界，参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与对话，也需要我们继续保持谦虚姿态。经济、文化各有规律，未必会同步发展。经济的发展，强势的国际形象，虽然Zui终会强化文化影响力，但这种关系，也是有一定延后效应的。即便中译外、外译中再保持逆差五十年，也应有胸襟坦然对待。

　　增强语境化意识

　　当代文学的对外传播一方面依赖翻译，将更多的作品翻译成外文，使其流通范围超越文化原产地，即“走出去”。另一方面，还要对翻译作品进行研究、诠释，使其在国外落地生根，即“走进去”。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姜智芹认为，翻译研究应当紧跟文学作品翻译的脚步，这样才能巩固翻译效果，真正实现文学的跨文化传播。

　　当前，学者在有意识地增加翻译研究的同时，也出现了以理论替代问题，机械套用翻译理论对翻译现象进行大而化之、空洞浮泛的所谓“论述”，没有发掘出富有新意、具有学术价值的问题，显露出创新性和深化研究的不足。安德烈·勒菲弗尔和苏姗·巴斯内特i共同提出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问题，即翻译研究要关注的不仅仅是语言问题，必须在更广阔的历史文化视野中展开自己的讨论。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院长查明建表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极大地拓展了翻译研究的空间，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

　　“翻译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不是简单的文字转换，不是独立于译语文化语境的语言转换行为，而是文化交流、吸纳、转化行为。”在查明建看来，要突破目前翻译研究的瓶颈，不能仅停留在“文化转向”所带来的研究视角层面，还要增强翻译研究的语境化意识和问题意识，深入到翻译现象发生的语境内部，发掘具有思想深度的问题。